基层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建立紧密型“医联体”，鼓励医生多点执业
——多管齐下打通分级诊疗梗阻点

3月14日，浙江宁波镇海区骆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互联网+”模式的“络绎上门”医疗护理平台正式上线。图为医护人员（中）在社区居民方积四家中提供护理服务。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 落实分级诊疗与医生多点执业是大势所趋，但当前仍面临诸多难点、痛点，要真正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医联体”是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是强基层的重要措施，是大医院让百姓受益的战略性措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和医护人员培养，提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日前，第二届“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位医卫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后再次相聚，为分级诊疗和医生多点执业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落实分级诊疗与医生多点执业是大势所趋，但当前仍面临诸多难点、痛点，要真正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层医疗不是低水平医疗

“目前，社会、政府、业界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识和把握并未完全到位，还存在各种分歧。即便在医疗行业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基层医疗就是低水平医疗，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亟待纠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表示，基层医疗服务并不等于低水平医疗服务。之所以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并不是要区分不同层级的优劣，而是要根据不同定位，突出和强化各级医疗机构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方来英的发言，引起了多位业内专家的共鸣。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难点也深有体会。他表示，如果将分级诊疗制度的分级定位为上下级，那么这一制度就很难真正实现。“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是在每个层级都应该有高质量的医疗机构，就如同大学、中学、小学仅是定位不同一样。目前来看，要想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必须在基层医疗机构‘提质’上下功夫。”吴浩说。

“只有基层医疗机构满足了百姓大部分医疗服务需求，分级诊疗的‘底儿’才能兜住。现在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到基层医院看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基层医院看不好病，甚至会担心出现误诊误治情况，从而延误治疗。”吴浩介绍，为了解决群众的“心病”，方庄社区正在加紧探索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的路径，目前已构建出智慧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并利用人工智能为全科医生赋能。“去年方庄社区的‘智慧家医’模式还入选了北京市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展，被北京市政府重点推介。”

“医联体”是强基层重要措施

“其实分级诊疗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因为医保支付体系不完整、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不够、信息化建设和共享程度不强等原因，我国要想建成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苗艳青表示。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爱明看来，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是助力分级诊疗的一条重要出路。

杨爱明表示，协和医院与北京第六医院、普仁医院等医疗机构，已经初步探索出了建设“医联体”的经验和教训。他举例说，虽然北京协和医院拥有2000张病床，但分配给各个科室以后，就不是很充裕了。如消化科的病床仅有五六十张，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症病人而言，住院治疗变得越来越困难。为缓解患者住院难，近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帮助下，与北京第六医院、北京普仁医院等构建了“医联体”合作关系——由协和医院来救治急危重症病人，待病人度过危重期且病情稳定后，将患者转至合作的医院继续治疗和照护。

“这一合作关系盘活了病床资源，让协和医院与二级医院的病床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与此同时，这一合作关系也是一种分级诊疗，协和医院发挥在急危重症方面的救治优势，合作医院承担起筛查、开药、术后康复等职责。此外，通过‘医联体’合作关系，协和医院的医生也会到合作医院查房、讨论病例等，也可以帮助合作医院的医生学习更多知识。可谓一举多得。”杨爱明说。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殷大奎也表示，“医联体”是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是强基层的重要措施，是大医院让百姓受益的战略性措施。

让多点执业“叫好又叫座”

要想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除了构建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医生多点执业也是一条重要路径。“但是，近年来医生多点执业依然面临着弹簧门、玻璃门，并没有实质上的推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说。

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表示，目前医生多点执业仍面临着诸多利益和管理上的冲突。要想有所突破，应该主动调动和发挥公立医院参与多点执业的积极性。

“推进医生多点执业，可以参考国外平台式医院模式。例如，美国有很多医生集团平台，医生可在一个平台上寻找适合自己专业的业务开展多点执业。”霍勇说。

“事实上，医生多点执业也是实现医疗资源均质化的重要路径，医疗均质化是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保障。”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表示，最近两年，她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志愿医师分会会长，多次带队中国志愿医生赴全国各地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医疗技术扶贫行动，“这些行动都涉及了医生多点执业”。

“医疗是需要法律许可的。目前，我国医生‘单位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志愿医生开展帮扶行动。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法律条文细则，明确医生可以多点执业的范围和时间等，让医生成为全社会的资源，以改变目前医生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的现状。”凌锋说。

“加强顶层设计，从法律层面认可医生多点执业”，也是方来英、杨爱明等多位专家的共识。方来英还建议，改革医疗责任险和医院现有的用人制度，实现医生执业资质和注册地点可分离，让医生多点执业拥有“合理合法”的出口，这样将会有更多百姓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记者 吴佳佳）